罗素：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孙中山称他为最理解中国的西方人

来源：华体会app下载入口发布时间：2024-12-15 23:29:28

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的中国社会宛如一团乱麻。面对西方列强的肆意入侵，泱泱华夏早已沦为巨大笑柄，中国人民饮泣吞声。

就在这风口浪尖时期，一位48岁的英国人从海上几经周折，携带着他博古通今的学问，终于踏上了这片被西方社会称为“蛮夷之地”的广阔土地。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对人民的压迫而不是自由。

其实在罗素来到中国前不久，他与英国代表团还一同访问了当时崇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但进一步探索后，他倍感失望。

在访俄期间，他受到了在其他几个国家从未见识过的盛情款待，罗素却总感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激进、压抑的氛围长久弥漫在伏尔加河畔。

就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大失所望之时，罗素携带着妻子多拉，怀抱着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殷切希望，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1919年，五四运动伴随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疾风骤雨般爆发了。

国土存亡危在旦夕，而国内又涌现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想要在“德先生”“赛先生”的指引下定倾扶危。罗素作为当时最知名的哲学家、数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领域举足轻重，对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0年，梁启超等人希望借罗素之学问，巩固五四运动发展成果，并帮助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与俄国人傲睨自若、急切地想把本国盛行的主义精神全盘灌输给罗素截然不同，中国人的谦逊与进步青年们对于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人生哲学、社会科学的渴求远远超出了罗素的预期。

他们第一站抵达了上海，紧接着是杭州、南京、汉口，这一路长江之行让罗素夫妻把中国美景尽收眼底，二人欢喜不已。

当时，英国正追求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致使生态环境条件直线下降。而中国当时还未受过工业污染，一切景色都呈现出最原始的美，这让罗素夫妻如痴如醉。

在信中，她把中国描述为拥有似天堂般秀美风景的地方，与当时的英国景色、氛围截然不同。

不仅如此，在信中她还表达了对中国山水画的崇拜，她认为山水画不同于西方画的朦胧之美，是属于中国独一无二的美。

罗素夫妇驻足的下一站是长沙，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担任陪同翻译，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丰富的思想交流活动。

在长沙，仅仅二十四小时之内，罗素就参加了四场演讲会谈、两场宴会讲话。舟车劳顿后的罗素不辞辛劳多次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他十分看好中国人以及这个大国未来的发展前途。他也称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与当时西方人刻板地认为中国人都是“蛮夷之子”形成鲜明对比。

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在长沙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新文化的也参加了此次演讲活动。

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中国的情况与别国大相径庭，对于在中国的成功实施来说，工农专政是必要因素。

另外，罗素觉得应使用和平教育的思想去改造有产阶级，而不是强行使用武力。

但却认为罗素的想法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说，根本没办法做到。除此之外，依旧是觉得罗素关于自然科学的讲解对他影响深刻。

罗素在中国待得意犹未尽，回英国后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西方社会进行了严谨对比，并对中国及西方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预判，编撰成了著名的《中国问题》献予正沉浸在功利中沾沾自喜的西方。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曾评论《中国问题》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罗素此次中国之行本意只是讲学，但在越深入了解中国后越是深受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所触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他古国衰落之际，中国在未受外部侵略之前还强劲地盘踞一隅，罗素认为定有其长处，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正是最重要的原因。

罗素虽然看到中国人口众多且当时文盲数量庞大，却一口笃定中国是最有前途的民族。

对此，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西方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远胜于中国向西方学习。

罗素把中国比喻为学生，只是因为他担心西方就没有资格作为老师向中国传授知识。

众所周知，中文汉字绝不同于单纯的西方字母或单词，汉字拥有表意文字之美。汉字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更是彰显中国书法之美的艺术基础，一曲一扭之间刻画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柔韧不断的血脉。

不仅如此，不同的汉字代表着不同的音调，相同的汉字还有不同的发音方式，实在妙趣横生。

中国传统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对中国社会凝聚力与国家的良好发展，在罗素看来也是值得西方学习的重点。

罗素不赞同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所倡导的“孝道”与关于“礼”的准则只适用于原始社会，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不过，他也肯定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对于人性培养的突出作用，他认为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知礼懂礼。

与西方的蛮横相比，中华民族善于以柔克刚。道德规范的广泛影响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能够长久保存的原因之一。

罗素作为一个在中国只停留了九个月的外国人，自然无法全面理解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未能深入领悟到中国人对“家”的重视，也没有理解到“家”与“国家”的关系。

相比起儒家学说，罗素认为道家则更具吸引力，也更符合他眼中“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罗素是一位十分爱好和平的大学者，他曾携爱因斯坦等人多次为反战活动发声。道家学说所反对的也正是用武力处理问题，因此道家学说与罗素的中国观难免契合。

宗教互斥现象一直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而中国可以容纳不同的教派，不存在教义排斥的情况，西方在宗教问题上则更为激进，这也是罗素认为中国社会及中国人心怀宽广、海纳百川的表现。

虽然宗教信仰在中国并非如此广泛，但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只是把注意力从宗教转为了更深刻的自我修行，从对神的崇拜转变为关注人的本身。

罗素在中国待了九个月，对身边的中国人印象极好，在后来的访谈中甚至说道“在那片土地，我找到了我能够真正认同的人”。

虽然那时的中国落后又贫瘠，但罗素认为这是一个精神世界高度发达的地方，并且充满了希望。

九个月的相处时间让他意识到中国人生性乐观，人民生活自得其乐且充满乐趣，而中华民族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友好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思考也使他感触良多，所以他一直不断地在思考中国人到底能带给他什么样的人生影响。

他认为中国人本来具有主宰其他民族的能力，但是因他们生性友善、崇尚和平，使他们别无二心，从不愿主动征服其他民族。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会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更热爱和平、稳定的生活，对“家”具有深刻的执念。对比起西方侵略者来说，中国人并不恋战也不贪恋帝国主义。因此，罗素提出的中国人爱好和平的观点有力的驳斥了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的“黄祸论”，为塑造中国和平大国形象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在日常交谈中，中国人十分擅长用玩笑话来化解尴尬。对比欧美国家在面对不同观点时面红耳赤的激烈争执，中国人总是保持最优雅的姿态。不疾不徐地向你阐述古往今来的道理，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刻挂在嘴边，这不失为一门出类拔萃的社会交际学。

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他提到很多西方人显然已经忘却了构成文明的原始要素，反而认为快速的科学发展才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最佳方式。然而中国人却还保留着最纯粹、最原始的生活态度，保持着对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热忱。

西方人总是在谈论着瞬息万变的现代交通、建筑，心急难熬地计算着时间的流逝。而中国人却能温文尔雅地跟你介绍气势恢弘的宫殿，亦或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时不时还能吟诗两首。

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科学发展，导致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还沉溺在过往的辉煌中执迷不悟，是“蛮夷之子”的表现。

称赞中国人的同时，罗素也提出了问题与担忧。过度优雅、文静的中国人在竞争社会中定会居于下风，中国的未来到底该如何发展？

他担心西方国家的功利性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快速工业化，会使中国人全盘西化。因此他希望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的同时，保持优良传统。

虽然罗素对中国人赞扬极高，但他还是指出了当时的中国人存在着普遍的缺点，认为隐藏事实对中国道路的发展并无好处。

首先，关于“贪财”，他认为是由于受外敌侵略且人口基数庞大，外因内因一聚而成，民不聊生。在饥寒交迫下，自然难以抵挡侵略国的诱惑，由此显现出贪财的特点。其次，罗素认为中国人在某些时候的确是“胆小”的，但不能一味判定这是一个胆小的民族，他们只是能够忍受折磨，不惧死亡。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有血性的中国人令他叹为观止。最后，关于“麻木”，罗素与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评判一致，例如鲁迅笔下“麻木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安于现状对身边所发生的事以及国家的状况不屑一顾。

罗素虽然摆脱了民族偏见，但他对中国人的评价还是存在主观性及时代限制性。先入为主对中国人“优雅、大度、从容不迫”的观念，在他抵达神州大地时已扎入生根，令他无法从更理性的角度思考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问题。

再者，从他归纳的中国人的三个缺点来看，并不足以代表当时所有中国人的现状。

由于国家的沦落，在当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正直的救国存亡之士，他们的存在也恰好驳斥了罗素概括的中国人的三个缺陷。

但他后来意识到了20年代自己的中国观具有局限性，因此他在1965年重印《中国问题》一书时重新发出了声明：